第三章 法国的崩溃
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1968
在法兰西历史上创巨痛深的日子里，保罗·雷诺在不断地扩大他的政府，以便尽可能把除共产党之外的国内各种力量都罗致进去，建立最广泛的民族团结。从达拉第政府蝉联下来的激进党人卡米耶·肖当、康平希以及克耶入阁担任次要职务，过去仅仅在议会内对政府给予支持的两个社会党议员塞罗尔和乔治·莫内也参加了内阁。5月10日，两个右翼人士路易·马兰和伊巴勒加雷也应邀入阁，后者还是同情法西斯并反对共和国政权的法兰西社会党党员。这样，对左翼打开的门路就取得了平衡。6月5日，又添进一批政客，更使得政府机构冗赘起来，而这种增补的出发点，除了与当前形势风马牛不相及的计算人头外，再也看不出其他任何动机了。比较具有灼见的一举，倒是对某些专家的邀请，如多特里、布蒂耶、普鲁沃斯特、保罗·博杜安及戴高乐将军。这些人都肯定会支持法国总理，并且很可能加强他执政的能力。然而事实上，这个成员来路十分广泛的内阁缺乏共同性，并不能形成一个象样的班子。自从慕尼黑事件以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关于当前这场冲突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去结束它，各政党之间意见就很纷纭。在理论上，保罗·雷诺一贯表白自己的决心和毅力，并以此号召同他一样有决心的人。然而如今事态的演变，却使这个大杂烩分裂成为各种水火不相容的派系。
保罗·雷诺是有理由感到着急的。为了振奋舆情，他就把当年克雷孟棱[ 译者注：克雷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任总理。 ]的得力助手乔治·曼德尔，更重要的，是把贝当元帅邀入内阁。每个法国人一听到这两个名字就立刻联想起1918年的胜利，他们的出山好象保证了历史会重演。曼德尔确实一直在主张对纳粹态度要坚定，贝当的立场没有他那么鲜明。这位八十四岁的元帅受达拉第和乔治·博内委派，出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以便试图修补法国与佛朗哥之间的关系。贝当从未在政界扮演过重要角色，也未同任何政党接近过；可是几个捣乱分子(也许背着他)曾掀起一个运动，要他东山再起。1934年2月6日以后，他进入杜梅尔格组成的内阁，但那只是为了维护全国的团结。后来，他拒绝去竞选阿尔贝·勒布伦空遗的共和国总统职位。保罗·雷诺宣布元帅“将以其智慧及力量贡献给国家”。事实上，尽管那样高龄，他依然精力十分充沛。5月21日，当他莅临参议院时，该院议员立即全体起立，向这位名将长时间热烈欢呼。贝当对当时局势的真实看法究竟如何？德国驻马德里的大使在发回的报告中往往说他反对继续打下去，但是这些说法所根据的都只不过是印象和传闻而已，不是元帅实际发表的声明。据贝当传记的作者洛尔将军说，早在5月18日贝当就坚信法国业已战败了，剩下的只有设法缔结一项体面的和约。然而这位元帅就象那令人莫测高深的斯芬克斯 [ 译者注：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的妖怪，喜出谜语叫过路人猜，猜不出的人就丧命。 ] 一样，他什么也不讲。有一点可以确信，他并不是凭着阴谋诡计钻进政府的，而是他们去找他接头的。如果说，在保罗·雷诺心目中，邀贝当入阁主要是个着眼于心理作用的行动，那末在公众眼中，贝当却已经俨然是祖国的救星了。他的声誉及威望很高，使雷诺总理相形见绌。
1940年3月雷诺执政后，本来很想立即撤去总司令甘末林的职务，但是达拉第反对这样做。战场上近乎灾难性的失败终于使他垮了台，总司令改由另一位年事已高，声名远震的民族英雄魏刚将军担任。5月19日，这位年已七十二岁的将军从叙利亚被召回，接替了该职。魏刚以曾充福煦 [ 译者注：福煦(1851－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于1918年任盟军总司令。 ] 的得力助平而闻名于世。在公众心目中，他也是1918年胜利的化身。谁也不愿想起：两次大战之间，贝当和魏刚这两位显赫一时的名将，实际上曾负责治理过法国军队，法军所采用的陈旧过时的作战概念及方法，主要应归咎于他们二人，而那正是法国当前所遭受的挫败及不幸的根本原因。魏刚对军事形势抱有任何幻想吗？看来并没有。但是他出于责任感接受了向他提出的这一艰巨任务。他写道：“拒绝就等于怯懦。”
看来保罗·雷诺并未就委任魏刚一事与英国磋商。事实上，尽管魏刚的正式头衔和甘末林的颇不相同(过后雷诺同魏刚之间即将就这一问题发生争辩)，然而这位新上任的法军总司令穿的军服与他的前任大致一样。虽然魏刚所领的头衔是“所有战区的总司令”，而不仅仅是“地面部队总司令”，但他并未自居于达尔朗海军上将或维耶曼将军之上。他也不是盟军总司令。其实，也根本没有一个盟军之间的总参谋部。委派他为总司令丝毫也未改善盟军之间的协同问题。战败总使领兵者失去明智。如今，正当盟军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配合之际，败局却正使军事上的联合分崩离析。
魏刚在5月19日时对前方的情况尚一无所知。他只晓得敌人已深入腹地，但他并不确切地了解盟军的兵力及动向，更不了解英军及比军的意图。那一天，他见到了甘末林；用后者本人的话说，他“把图景简明地向他描述了”。然而奇怪的是，甘末林并未把他为法国总理所起草的有关部队现状的报告拿给魏刚看。
甘末林行动起来是个蠢才，却是一位了不起的坐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朱尔·罗曼 [ 译者注：朱尔·罗曼(1885－1972)，法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 ] 说：“我们需要一个军人，而我们得到的却是一位哲学家。”甘末林曾给乔治将军下过一些训令——尽管他可能十分怀疑其效果，然而那却提出了唯一切实可行的战术，即命令北部部队突围，并把从索姆到埃纳一线整顿成为一道连续的防线。 [ 注：惊人的是，甘末林还建议“朝梅齐埃尔桥方向”发动进攻。当时这是完全现实的，而如果在5月14日发功，则大有好处。 ] 然而这只是作为战略家甘末林的想法；而同一个人，在他以总司令身分行事的时候，尽管也强调“这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却只安于在纸面上明确表示一下，并没有下令去执行！既然他晓得自己当时正处于贬黜中，也许他是想避免让他的继任者去承担义务。反正这一奇怪的做法很可以用来着重说明：在紧急关头换马，只有加剧而不会解决渡过危机的困难。
魏刚将军想从乔治将军和杜芒克将军那里了解到详尽的情况，这是合乎逻辑的——后者作为参谋总长，可以向他透露盟军如何缺乏坦克和飞机，以及在预备队上的浪费。但是这位新到任的总司令要乘飞机到现场去了解军队被围困情况的想法，也许并不是建立在对战斗发展速度的精确估计上，考虑到其它可能性之后，魏刚将军终于采纳了甘末林的计划——然而已经失去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局势更加严重地恶化了。
到这时，事实上盟军的一百三十七支大部队中，整整二十七支已不存在了。在比约特将军的第一集团军群中，十三个法国师、九个英国师和整个比利时军均已被包围。英国人对局势的严重性已有了极其精确的估计。他们已开始采取预防措施，准备从困境中脱身。皇家空军遭受的损失奇重：在法国作战的四百七十四架飞机中，有二百零六架于5月13日傍晚被敌人击落。英国空军部估计，为了给联合王国提供足够的空防，至少二十五个中队的战斗机必须留守在英国本土。因此，丘吉尔只同意再拨给魏刚十个中队用于法国，他拒绝提供魏刚向他所要的六百架战斗机——在即将展开的激烈战斗中，也许提供这样的数字才能使盟军的力量足以与德国空军相抗衡。也许可以认为，丘吉尔根据本国自身利益所做出的这一决定，后来拯救了英国，从而也就拯救了整个盟国的事业。然而正如E．鲍尔所正确指出的，就短期而言，在“胜败处于未定之天的时际，一种有效的战斗武器却保留下来了，没有投入主要战场。”
英国正为它本身的防务伤脑筋，势必担心它派到大陆上去的远征军的命运——那是当时英国仅有的军队，肯定是不能由艾登刚刚决定成立的“地方防卫志愿军”所代替的。在哥特勋爵方面，他认识到情势是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严重；同时他颇不相信比约特将军 [ 注：比约特将军拒绝了哥特勋爵关于在斯凯尔特河上用法国师代替英国师的请求，因为他怀疑这个请求是为了悄悄地准备撤退而提出来的。 ] ——自5月12日以来此人就是他的上级司令官了——的判断力，所以就经由他的参谋长通知伦敦，务必记住在他指挥下的英国远征军有撤回来的可能。5月20日，英国政府在答复中不但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并且还通过他的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命令他经由贝顿及阿拉斯向西南方向移动，把他的军队带到法军的左翼——这一决定是符合魏刚将军的愿望的。但是与此同时，英国海军部为了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开始集结大批小型船艇，并且就在5月20日这一天，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来研究从海峡对岸紧急撤回“数目相当可观的兵力”。阿德里安娜·伊蒂埃指出的很对：并未将这一决定通知法方。
哥特勋爵照命令办了，但是他不大以为然。实际上，他认为既然他的右翼已被故人包围，左翼又受到威胁，唯一合理的决定应是朝着海岸撤退。这位英国将军知道德国人已打到阿布维尔和蒙特勒伊，如今，他的部队每天所需要的两千吨弹药及补给品就全得经由北海各港口航运过来。目前这些港口正严重地遭受敌人的空袭，补给品也就岌岌可危。5月20日以后，哥特勋爵除了在南部采取一些有限的行动外，就不想采取任何行动了。他还是在服从命令，但由于在头脑中有所保留，所以他只是在象征性地服从。他这么办究竟是自作主张呢，还是或多或少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明确批准，是不清楚的。总之，5月21日，哥特将军肯定是既非心悦诚服地也不是抱有决心地去参加魏刚将军在伊普雷所召开的盟军会议的。
魏刚将军曾叙述过他的伊普雷之行的经过，那本来是可以成为戏剧性的。他想会见利奥波德国王和哥特将军，以便向他们陈述他的计划，因为尽管在理论上他们二人(通过比约特将军)都是他的下属，实际上他们仍然是独立行动的总司令，他们随时都可以任意作出自己的决定。鉴于盟军在贝隆－阿布维尔－康布雷三角地带从兵力来说仍占优势，趁着还来得及，魏刚很想利用这一优势——简而言之，他想大致采用甘末林将军的“第十二号秘密手令”。该手令规定由八个法国师及英国师从阿拉斯－康布雷以南朝巴波姆发动进攻；为了保护北面，比军即从斯凯尔特移至伊塞河以缩短防线，在那里，打开水闸以巩固其防御阵地。弗雷尔将军的第七集团军将向北推进，以便与被围困的部队会合。从地图上看，这似乎是一个简单明显的部队调动；倘若达到目的，盟军就可以有一道连续的防线，盟军的精锐部队就不至于被击溃或俘获，而英军就将继续留在法国土地上战斗。
伊普雷会议本来是可以象这样提供最后一次机会的。事实上，由于几桩不幸的意外事件，再加上一些与会者心里各有保留，所以竟把它变成为一系列杂乱无章的会谈，并未象理应做到的那样明确而坚定地做出必要的决定。首先，魏刚将军向利奥波德国王及范·奥弗斯特拉滕将军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后者于是诉说后撤的困难以及比军士兵的疲惫。实际上，他们二人都害怕再放弃一方寸的比利时国土。
第一集团军群司令比约特将军刚一抵达，另一个会议就又开始举行了。他坦率地为法军的现状描绘了一幅暗淡图景，此举想来是不会减轻利奥波德国王或其军事顾问们的疑虑的。然而并未参加军事会谈的比利时大臣皮埃洛特、德尼斯及斯巴克出于政治原因，极不愿意让比利时与其盟友割断关系。他们甚至想干脆立刻让比军南撤——在当时这是办不到的。他们的看法走到国王的前头了。后者对大臣所提的办法虽感震惊，但并不信服，就接受了魏刚的建议。
计划没能得到哥特将军的同意。他的表现至少是令人吃惊的。他宣称自己事先不知道开会的确切时间。通讯条件也确实一团糟，他又总是在“外出视察”。从来也通知不到他本人。范·奥弗斯特拉滕和英国驻比军代表团团长凯斯海军上将只好去把他找来。当他终于来到时，魏刚业已离去了！魏刚没等见到这位英军司令就走了，而在他所草拟的作战计划中将扮演主要角色的这位司令，对他的意图竟毫无所知。看来凯斯海军上将对魏刚总司令的计划所表示的明显的敌意也没引起魏刚足够的重视。这位海军上将自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他那意味深长的审慎态度，使得比利时人更加踌躇，也加深了英国人的疑窦。魏刚唯一告诉我们的，仅仅是那位海军上将对法语的知识进步不大。
魏刚一离去，没有了总司令，真正的盟军会议倒开始了。哥特勋爵坦率地讲出他对魏刚的计划缺乏信心。甚至传说他曾对利奥波德国王说：“这是个很糟糕的计划。”但是比约特将军和他的副手法加尔德坚持一切决定都要根据总司令的意图来做：自北而南的进攻照计划进行，比军要撤至伊塞尔河。这样，魏刚就可以相应地准备他的自南而北的进攻了。
然而利奥波德国王在归途中改变了主意。也许他经过深思，认为撤到伊塞尔河是不可能的。也许是他怕英军向南推进后，会丢下比军孤立无援地去打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要不，他就是想根据他的“独立自主政策”(这确实是他经常提的一个原则)，去建立一个纯比利时的桥头堡，而这正是比利时首相皮埃洛特所指控他在干的。总之，5月22日，利奥波德国王下令为拟议中的后撤规定了限度：只实行第一阶段的后撤，即比军并不撤到伊塞河，而撤到利斯运河支流。这样就在他们阵地的南端——在与英国远征军的连接点留出一段空白，德军就可以从这里浩浩荡荡地冲过来。很明显，利奥波德个人所做出的这一决定是极端严重的。
最不幸的是，比约特将军在返回其司令部途中，因车祸丧命；他的职务由布兰查德将军接替，而普利奥将军则继任第一集团军司令。但布兰查德将军不得不对计划进行了解并安顿下来，宝贵的四十八个小时就这样荒废了——荒废时光的是盟军，而不是德军，尽管后者的行动是完全估计得到的，却好象并没怎么受到伊普雷会议参加者的注意。
因此，魏刚计划从一开始就不吉利，尽管它得到了5月22日在万森召开的、有丘吉尔及迪尔将军出席的盟国最高军事会议的支持。丘吉尔还热心地给哥特勋爵发出训令，他走得比魏刚本人的计划还要远，谈到由“第三集团军群”在南部发动进攻。魏刚将军要末没有丘吉尔那么乐观，要末是更现实一些；他既没有确定采取行动的日期，也没有规定使用多大兵力，他让有关的司令官——布兰查德将军去酌情决定。
但是5月20日，哥特勋爵就拟议中的方案对艾恩赛德作了悲观的评论：“不论第一集团军还是比军都无法完成这个计划中所规定给他们的任务……补给的情况也将使持久的战斗难以进行。”事实上，从5月23日起，英国部队就不得不实行配给了。在这种形势下，这位英国将军迫于时间，就会不问“最高级”会谈的结果如何，而倾向于就地自行做出决定。5月22日，德军就打到了布洛涅，该城抵抗了两天。
与此同时，比约特、艾恩赛德二位将军以及哥特勋爵5月20日在朗斯所同意的有限行动于5月21日开始了，这是魏刚计划的最初一步。尽管参与战斗的仅仅包括法国的一个轻机械师、一个步兵师及一个坦克旅，盟军仍推进得越过了阿拉斯。但是进攻很快即停下来了，因为进攻者从南面、西面及东面受到德国装甲部队的反攻。尽管相对说来这是不够成功的，但这一积极行动还是引起了德军指挥部的不安，说明德军冒着风险过于伸延出去的阵地，其侧翼是很容易受到攻击的。
魏刚想以更大的规模再度发动进攻。然而在5月23日这还办得到吗？英军能把他们的一半兵力南调，而同时还在东面遏制住德军吗？法军由于行军及战斗而疲惫不堪，又缺乏坦克及空中掩护，他们还有足够的力量和士气来发动攻势吗？法军司令部相信——或者佯作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5月23日乔治将军已经下令“继续在第一集团军群与第三集团军群之间实现会合”(其实这一会合行动甚至根本就没开始)。实际上，哥特将军估计直到5月26日以后他才能为这一行动投入寥寥两个师。南部，在钳子的另一端，弗雷尔将军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这样，哥特将军只好独自负起责任来采取行动。他的两个师在阿拉斯被包围了，并有被歼灭之虞。5月24日，敦刻尔克遭到敌机猛烈轰炸，说明英国远征军所依赖的补给线是如何脆弱难保。5月25日，德军在库特赖地方切断比军防线，这样，左右两翼以及尾部都受到威胁。同时，哥特勋爵一直担心自己将对当时英联邦唯一可以调用的一个军的损失负责，就在5月25日自作主张，命令在阿拉斯受到威胁的各师撤退。他既没请示法军司令部，也未等待获得批准，就作了这一决定。完成魏刚计划的任何希望都已荡然无存了。该项计划甚至从未开始过。
哥特勋爵的决定并不是草率地或是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作出的，而是根据对日益恶化的局势作了明晰而准确的估计，经过慎重考虑的结果。尽管如此，他并不曾掌握所有的有关因索。他在棋盘上走了一个卒，希望能挽救它，然而走这一着却牵动了全盘。他在雷诺和丘吉尔所竭力编织到一起的盟军联合作战的这块单薄织物上撕了第一个口子，这一举就导致它慢慢地但是无情地被撕得粉碎。
首先，哥特勋爵这一决定就使法国第一军注定要被歼灭或俘虏。同时他也抛弃了比军，让他们听任命运去摆布，因为英军的撤退迫使比军把能够调动的最后一点兵力都投入这个坩埚里，以便从西面及西北面保护自己。哥特勋爵只弹了一下指头，前线的形势就整个改变了。5月26日，魏刚似乎按照哥特勋爵的意旨行事，命令部队朝敦刻尔克方向后撤，“同时为了抢救任何可以抢救的东西而战斗”。但是撤退中的部队却一边逃跑，一边丢下他们的重武器。
然而正当德军要拉紧套在英国远征军脖子上的绞索时，哥特勋爵在最后的时刻至少解救了它。他是用命令远征军撤出战斗的办法才使它得救的。为了一个渺茫的未来，他保全了这支军队；但这么一来，却把眼前仅仅是紧张的局势变为绝望的了。
倘若他不曾做出这一决定，难道英国远征军就非陷于绝境不可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法军、德军也许甚至比军的行动都取决于英军怎样行动。事实上，法国正准备把他们的第五军投入北方的战役。5月26日，魏刚将军下令缩小索姆河的桥头堡；5月27日，戴高乐将军所率领的第四装甲师以十英里宽的战线对阿布维尔展开激烈的进攻——这一回，还由一个步兵师给予增援。第一天，它完成了战斗目标。第二天，打退了敌人的反攻。三天战斗煞尾时，德军获得部分胜利。接着由第二装甲师发动进攻，然而这次攻势未能进行下去。法军缺少坦克——第二装甲师在一英里半长的前沿仅仅能集结一百五十辆坦克。最严重的还是，法军司令部象往常一样地不理解装甲战术，他们把力量化整为零，一批接一批地投入战场，而不是把它们集结在一起，集中地投入攻势。
但是，倘若这次是朝阿拉斯的方向进攻，并且倘若英军能按照商定好的那样在他们那个地段于5月26日同时采取攻势，即便仅仅投入两个师，这次进攻会不会成功呢？既然德军在此之前已决定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了，他们会不会还继续向北海推进呢？德军命令其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的原因还不大清楚，因为根据约德尔将军及哈尔德将军的战时日记来判断，停止前进的指示也许见于第十二号命令，而在希特勒的军令中迄未找到该项命令。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元首是同意战区长官冯·龙德施泰特将军的意见而采取行动的，他不过是在签署后者的决定而已。
冯·龙德施泰特作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甚至也不是出于一般的战略原因——就象希特勒根据他在1914－1918年战争的经验，唯恐装甲部队陷入佛兰德的沼泽中；他也不想牺牲陆军(它被看作是“反动的”)，来给戈林的德国空军提供一个建立奇功的机会。贝尔纳上校说得对，冯·龙德施泰特已经觉察到，有必要给坦克师以喘息的机会，因为除非盟军打算以重兵对德军延伸的两翼发动进攻，否则不论5月21日英军对阿拉斯的攻击(他们用三个营的兵力和十六辆坦克向前推进了十英里)也好，法军在索姆做出的准备以及英军增援部队到达加来也好，这一系列行动就似乎都没有意义了。
我们还知道，德军命令坦克重新向敦刻尔克推进的决定是在5月26日做出、5月27日实行的——那是在哥特勋爵命令他的部队向西北方向撤退之后。哥特勋爵这样做的时候，就象是一尾想溜掉的鱼，只不过是引起渔夫把他周围的鱼网拉得更紧一些而已。哥特勋爵就是这样地把盟军所有的部队都拽在他后边，朝着撤退或投降方向拖去。 [ 注：关于希特勒故意不打英军以便更容易与英国议和的说法，从未得到丝毫的证据。这种无稽之谈是出自阿贝兹离奇的幻想。 ]
德军5月24日在库特赖获胜后，比军凭自身的力量曾暂时地挽回了局势。然而由于哥特勋爵做出了那个决定，他们要求英军前往增援的呼吁一直没有回音。5月25日，德国第六集团军休整完毕，精神焕发，又在里尔以北重新发动进攻。比军在斯凯尔特河把他们阻截住了，但是未能防止德军突破他们的南线。
5月26日，盟军几次得到关于情势严重的通知。利奥波德国王特别告诫哥特勋爵说：“比利时军不能再打下去的时刻越来越接近了。”同一天，内容相同的一份备忘录送到驻比军的法国代表团团长尚蓬将军手里，它预示比军将要投降以避免彻底的毁灭。事实上，局势变得比备忘录中所写的更为严重，因为有六十万比利时老百姓困在战区，又不可能设想让他们从海上撤退。继续撤退中的哥特勋爵仅仅派了两个旅来支援，那只够在英军撤退时掩护其后方，却远不足以堵住比军阵地的缺口。
5月27日，利奥波德国王决定投降。他未征询盟国的意见，甚至没通知尚蓬将军，就派一个代表去与敌人谈判了。尚蓬将军实际上受到范·奥弗斯特拉滕将军的猛烈攻讦，他责怪盟军“丢弃比军”，并做出结论说：“绳子绷得这么紧，绷断的时刻快到了。”
希特勒表示了他的意愿：他只接受无条件投降。利奥波德国王屈服了——而直到他通知德国人同意无条件投降一个小时后，他才告知法国人。不过，比军采取措施保全了一个法国师，用比利时的卡车把它运出比军战区。投降在5月28日下午四时生效。法国人只有不到一夜的工夫来对付新出现的严重局势。
比军的投降确实是无可避免的，他们已经尽力地坚持战斗了。尽管如此，利奥波德国王还是步了哥特勋爵的后尘，纯粹以本国的利益(或者人们至少是这么认为)为依归，单方面做出了决定，从而置联盟于死地——实际上，比利时从来也没有全心全意地支持过联盟。德国人在比军前线投下小册子，指控利奥波德国王想遗弃他的军队。不同于挪威国王及荷兰女王，利奥波德认为他应象他所指挥的士兵一样，把自己看作一个俘虏。然而为什么在战败投降后他又不安于扮演一个纯粹消极的角色呢？也许他急于想避免让他的部队近一步遭受痛苦；也许他是为了怕激怒德国人，才下令将装备全部交给胜利者，不得进行破坏。但是他这样做肯定是牺牲了盟军，帮助了敌人。
就在比军投降的那一天，贝图阿尔将军的部队攻占了纳尔维克。盟军这一战果——交战现阶段所取得的唯一战果，对战斗的进程将不会产生影响。在挪威的各师倘若用在法国就会更好。一句话，这件事说明，只有主要战线情况良好，任何外围行动才有利于战局。
5月28日，盟军部队把自己封闭在敦刻尔克附近不到六十平方英里的“口袋”里。5月26日傍晚，英国海军部就发出从海上撤退的信号——“发动机”军事行动 [ 注：曾看过一本书《敦刻尔克的奇迹》，翻译为“发电机”行动，书中很详细地描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找不到了…… ] 。丘吉尔事先已经通知了保罗·雷诺，然而负责敦刻尔克防务的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以及布兰查德将军到5月29日才接到关于安排法军部队随同撤退的正式命令；其时，英军部队搭乘派来接他们的船艇从海上撤退已经为时三天了。而且布兰查德还制定了固守利斯河一线的计划，并且仍在指望英军的支援。这些误会以及因而产生的恶言相讥，自然越发使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法英合作变得更为困难。
事先的估计是悲观的：从唯一的港口敦刻尔克似乎最多只能撤出四万五千人。也正是由于这种估计，魏刚很想重新攻占加来，丘吉尔甚至考虑派部队在奥斯坦德登陆。这两个计划都因不实际而放弃了。
从5月27日起，德国轰炸机开始空袭敦刻尔克，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派出所有后备战斗机去保卫那个滩头阵地、登船点以及停泊的船只。倘若他们走最短的多佛尔至敦刻尔克一线，船艇渡过海峡抵达对岸时，就会受到位于加来及格拉夫林两处的德国炮组的攻击。因此，他们只得选择距离较长的路线，先朝东北驶去，这样绕着航行需要的时间也较长。此外，他们还得扫雷。第一天仅仅把七千七百人运送到英国，成绩颇令人失望。
到5月28日，这一行动进展得顺利一些了。士兵从敦刻尔克港口及海滩上船；救出了一万七千人，然而仍有两万人纭集在海难上等待轮到他们；这些士兵的给养也得靠船来运送。
5月29日以后，小型船艇的数目大为增加，游艇、汽艇、疏浚船、拖网船以及驱逐舰也都参加了，运出四万七千人。然而法国部队到达后，发生了一些混乱，因为法国部队要到达为他们指定的地段，就得跨过几条英军正在使用的通道。同时，各海滩之间的交通只能用汽车或摩托车来联系。幸而开展这个行动的整个期间，天气始终是晴朗的。
到5月30日，英国远征军已全部撤到那块环形阵地上了，该阵地只由法国部队来保卫，他们为了并肩作战的英国弟兄而自我牺牲。这时，十二万英国士兵已离去，相形之下，法国士兵仅仅运走了六千。英国政府决定，从那以后，要运走同样数目的法国及英国士兵。这一行动原计划于6月1日结束，应法国政府的请求，延至6月4日。
这个行动的成功超出了一切估计。总共三十三万人到达了英国，其中英国人二十万名，法国人十三万名，另外还有一些比利时人——英国人几乎相当于法国人的两倍。两个法国师牺牲了，最后一条船开走之后，四万法国士兵被俘。法国有六艘鱼雷快艇驱逐舰被击沉或击毁，英国损失了九艘。英国部队丢下一千二百门大炮，一千二百五十门高射炮及反坦克炮，六千四百支反坦克枪，一万一千挺机枪和七万五千辆摩托车辆——这是他们所拥有的全部重型装备。英国军队得重新白手起家了。在撤退的过程中，皇家空军的一百八十架飞机被击落。但是差强人意的是看到德国空军遭受的损失更大，而且它并未能阻止登船行动，这就为未来展示了希望。德国轰炸机很容易被英国战斗机击中，在混战中，英国战斗机也往往战胜德国战斗机。
尽管“发动机”军事行动的结果是出色的，它毕竟标志着一系列挫败的最后一幕，转败为胜是困难的。英军实际上已从大陆上消失了，他们也没什么打回去的想法。法国人只有靠自身的力量来应付即将到来的第二次攻势。而且他们对英国人是不大满意的。
盟军舍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途径可以采取，这是可以争议的。倘若早些时候决定由海上撤退，另外几个港口肯定也可供使用，尤其是奥斯坦德、纽波特及加来；还可以抢救部分装备——至少步兵用的武器，也许还有些大炮及卡车。然而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就得放弃甘末林所主张和魏刚所组织的反攻。
当时确实没有可能实现魏刚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若干天来曾对德军部队造成威胁，足以使他们放慢步伐，甚至停止前进。当冯·龙德施泰特集团军群中的冯·克莱斯特的坦克停下来的时候，他们比哥特勋爵的步兵师距离敦刻尔克更近得多；并且要攻占整个北海沿岸，他们所处的地位也远比冯·包克集团军群的坦克更为有利。敦刻尔克撤退相对的成功——或者毋宁说它在避免一场灾难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自然是由于比军坚持抵抗到5月27日，英国后勤工作组织得好以及法国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然而倘若冯·克莱斯特抢先到达了敦刻尔克，盟军具备这一切因素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而且，倘若盟军未在阿拉斯发功反攻(不论其规模多么有限)，倘若盟军部队明确地露出打算从海上撤退的意图，换言之，倘若德军并末担心他们的侧翼可能暴露，他们为什么要在长驱直下的当儿(如果他们能挺进下去，就可以使盟军无法撤退)停下来呢？总之，这次海上撤退的成功并不是个胜利。自然，它使得英国好歹保住了一支军队，尽管它几乎已没有什么武器了。这次海上撤退首先意味着法国军队将孤立无援地去对付敌人即将以可观的优势兵力发动的进攻。
6月4日，魏刚将军发布了一道言简意赅和斩钉截铁的命令，“关于索姆：固守至6月15日。届时我的预备队即可进入阵地。”看来这位总司令并不认为局势已完全无望，另一次“马恩河奇迹”似乎也是可能的。魏刚要乔治“用现有的机械化师及大部分预备师编成两股打击力量，一股在博韦地区，一股在阿尔贡”。这样，他就在考虑着未来要发动的攻势——这次是集中使用兵力了。
但是这些兵力已经不复存在了。实际上，魏刚在纸面上还只有七十一个师可用，其中包括四个装甲师——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因为每师只有五十辆至八十辆坦克。英军还有一个在法国的步兵师，以及一个所谓的装甲师，有三千人，一百八十辆坦克，没有大炮，没有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也没有辅助军种——有些坦克还没有弹药。因此，关于联合作战的意义及做法，法国与英国在概念上所存在的分歧，如今已昭然若揭。法国是在进行它本身的战争，这也许是在法国国土上的决死一战；英国则仅仅在打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对英国说来，法国只不过是这场战斗的第一防线，海峡是第二道防线；在紧急关头，大西洋以及英国的美国堂兄弟们还将是它最后的堡垒。英国对法国的态度基本上颇似法国之于波兰：极力鼓励它打下去，然后，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又丢弃了它，因为在战争结束时，它自身的成功，也就意味着它的盟邦的成功。
法国人的看法则不同。德国人察觉到法军的士气有所提高。法国总理一有机会就强调他那不可战胜的决心，以至当丘吉尔提到他时用了“不屈不挠”这个字眼。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法国领导人都同意这种审慎的乐观主义。6月4日，贝当与美国大使布利特共进午餐时，他就并未隐瞒自己对局势的疑虑。他认为，由于英国人的过错，战争已经打败了；英国人乐于法国人打得一个也不剩，然后安然躲到海峡——那个不可逾越的反坦克障碍物的后面，并受到他们为了自私目的而一直不肯出动的战斗机群的保护，牺牲法国来缔结一项和约。
战地上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拥有一百三十个师的德军掌握了压倒的优势。他们根据装甲部队各自所起的不同作用，把它们重新组成不同规模的四个军。现在，德军在佛兰德及敦刻尔克的任务已告结束，德国空军可以集中于支援地面部队这个单一目标——它已掌握了全部制空权。可是，为了扰乱后方人心，德国远程轰炸机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大肆轰炸巴黎地区、里昂、圣艾蒂安，以至远达马赛的工厂、机场及交通中心；居民看到飞机从头上掠过，就恐惧万分。如果说法国人事实上还未战败的话，在法国本土上，战斗也是单方面的。
不过魏刚将军终于从索姆河口的蒙梅迪起，沿着埃纳、埃莱特及克罗扎三条运河以及索姆河恢复了一道完整的战线，构筑了纵深的防御工事。他们能守得长久吗？工事是临时修起的，为了弥补没有反坦克武器的缺陷，在各个要害地点布置了法国大炮——用E．鲍尔的话说，这些法国大炮“在技术上和战术上都远比德国大炮优秀，把德国步兵吓破了胆”。另一方面，法国的反攻却没能消灭敌人在索姆河以南所建立的桥头堡。
6月5日黎明，双方在索姆河上，在冯·包克集团军群所驻守的地区交锋了。6月6日，魏刚根据固执多于冷静的判断，仍表示出一定的乐观，说敌人已为“法国的坚固支撑点”所遏阻。但是6月7日，法军防线在瓦兹河与索姆河的分水岭处被敌人切断了。到6月9日，隆美尔就已到达鲁昂郊外，法国第十集团军的侧翼在圣瓦莱里－昂－科被“卷击”——形成了又一次敦刻尔克。结果，在贝隆以南，弗雷尔将军的第七集团军只好朝巴黎撤退。6月8日，德军在埃纳河苏瓦松一带攻占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6月9日，冯·龙德施泰特在香巴里发动进攻，6月10日，古德里安将军成功地把他的装甲部队渡过了埃纳河。同一天，比松将军的装甲部队举行反攻，但被德军顶住，后来又给击退了。同皮卡迪战役一样，香巴里战役也打败了。魏刚将军在马奇诺防线与勒阿弗尔之间，最多只剩下二十四个师了。
同一天——6月10日，墨索里尼决定参战了。5月29日罗斯福徒劳无益地向他呼吁“保持地中海免遭战火”；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也向这位领袖作了最后的无效的探讨，表示愿意对意大利作出相当的让步，他说：“我们什么都可以讨论。”所有这些提议都遭到墨索里尼严词拒绝。5月30日，墨索里尼通知希特勒说，他将于6月5日以七十个师发动进攻。元首要求他的伙伴推迟三天——对于这位领袖所急于给自己戴在头上的桂冠，他无疑是乐于修饰一下的。
6月2日，墨索里尼决定于10日宣战，并在11日发动进攻。这时刻，据齐亚诺说，从意大利国王起以至庶民，整个意大利都对法国深恶痛绝。据传巴多利奥曾对宣战提出过反对意见；墨索里尼用一句令人无法置答的话就把这个意见否定了：“为了跟胜利者同桌而坐，我得让一千人死掉。”
盟国——或者毋宁说是法国，就这样被意大利人从背后戳了一刀。他们会不会以美国及时支援的方式得到弥补呢？保罗·雷诺曾几次恳切地提出过要求。布利特曾向罗斯福建议把美国舰队派到地中海去。美国总统被“中立法”捆住了手脚。然而，他的确曾表示要给法国两千门七十五毫米大炮和一百五十架飞机。但是这要到6月17日才能准备停当。至于美国国会，它曾通过拨出五千万美元为在法国的“难民”提供食品——此举纯属慈善性质，并没有军事意义。
法国总理曾声明，他决心在巴黎近郊、市内以及巴黎以外的地方继续战斗。但是6月10日政府撤出首都，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紧张万分的一周即将开始。停战协定之说已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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