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美关系的破裂
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1968
日本从1931年起就发动了进攻中国的战争，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却再也拔不出脚来。法国的战败以及英国几乎处于绝望的孤立，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无论从经济需求方面，还是从仇外的民族主义方面，都展现了无限的前景。
日本地处多山的群岛，对于供应它繁殖力极强的七千三百万人口是有困难的，它模仿西方发展工业，并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便要寻求更多的资源。但即使在这一方面，其发展道路仍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因为它本土既无能源，又无所需原料。为了取得它们，它便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廉价倾销大部分的工业产品。因此日本经济的稳固和进展，就取决于它对外贸易的规模，面对外贸易又只能通过海上运输，所以它的经济是脆弱的。日本经济已经在1919年遭到不断的痛苦，又受到了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
日本的民族主义原就坚信日本具有神圣的使命，又由于它把新近学到的西方技术和精心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巧妙地结合起来而感到的理所当然的自豪，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就更加增长起来。国教神道教的教义告诉人们，日本帝国的神圣起源是“天照大种”。虽然这些教义已不再为日本统治阶级所盲目接受；虽然日本人知道自己国家的物质文明仍然落后于白种人，但是他们却丝毫也不承认自己在精神上稍有逊色。他们无例外地相信，总有一天他们将赶上自己的对手，然后不可阻挡地超过他们。日本人只是在赢得这场种族优胜的方法上意见有所分歧。
天皇裕仁对于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比对政治更感兴趣，大托拉斯是通过工业化而崛起的，因此他们两方都是和平方法的支持者。由于整个东亚在地理上的毗连和种族上的亲缘，难道进行经济和政治渗透不是更加容易吗？但一些有权势的民族主义集团却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因此，拥有二十万成员的“国本社”就把它的行动建立在以下四项原则之上：日本独特的宗教性质，任何与这一独特的创见相违背的东西都必须加以改造；它的特性赋予日本在亚洲以特殊使命；任何阻挡贯彻这项使命的东西都必须有力地加以粉碎。
这些秘密团体中包括有高级的文武官员，但是积极而活跃的青年军官也越来越多地参加了进来。这些人出身于贫苦阶级，意识到日本人民生活于困难的物质条件之下，因而想要通过战胜和征服别国来结束这种局面，并从而表明日本人是所向无敌的。自从1905年打败俄国以后，他们就充分地明白了这一事实。日本领导人中谁要是被这帮狂热之徒认为太软弱的话，就只会遭到暗害。其中，两位首相就遇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命运，在1930年及1932年被枪杀于自己的办公室里。
这样，日本便逐渐沉浸在一种适应其国民性的法西斯主义精神之中。尽管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但国家的大权实际上已落入陆军和海军之手。一些“青年土耳其党人” [ 译者注：原指1889－1926年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此处泛指一般激进分子。 ] 便逐步把他们的极端主义观点强制灌输给陆海军人员。他们是仇外主义者，但不是反犹主义者。然而正如在意大利和德国一样，他们鼓吹暴力崇拜、绝对服从和坚信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国家的困难。
日本应朝着哪个方向扩张呢？打击又应该落到哪个对象的头上呢？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主要的统治力量——陆军和海军，意见并不一致。陆军垂涎它所能染指的巨大空间，即辽阔的亚洲地区；他们在那里将会和苏联迎头相撞。海军由于它的特点，向往着海外广阔的地平线，而英、法、荷的殖民帝同以及美国人则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或者消灭它们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中国以其广袤的幅员，以及据说是取之不尽的资源，正好为日本提供了它所寻求的原料储备和销售市场，从1930年起，日本人就通过两条途径渗入中国：他们的商人把一切可以得到的资本全部投入中国；另外，1931年他们又在中国境内蓄意挑起事件，然后驻在朝鲜的日军便自作主张地占领了东北几省。自那里开始，不管东京愿意与否，它的坚定不移的意图就是占领满洲，并进而至少推进到内蒙古。它唯一的过错就是比天皇更加保皇 [ 译者注：意思就是比天皇更积极。 ] 。
由于中国军事上非常软弱，战争开始得极为顺利。日军总是采取同样的程序，先轰击城市，然后坐着装甲车开进去。中国人没有能力防卫自己，只能弃城向内地撤退。这样，北京、张家口、太原、广州，汉口、上海及其他城市便未经一战地陷落。到1939年，日军已经攻占了中国最富饶的地区，它的港口、交通线以及几个工业中心。但实际上，日本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已经损失了一百万人。日本陆军本来以为几个月之内就可以结束“中国事件”，但他们只能够把少数几根触须伸向深处去“扫荡”一个地区，而不能真正占领整个国家。除少数例外，他们发现自己所面临的对手是难以捉摸的，因为它无影无形。日本在一口一口地吞下中国，然而却未能加以消化。
面临日本的威胁，蒋介石的中国政府于1937年表面上同它的共产党对手——毛泽东和解。蒋介石是中华民国创建者孙中山的门徒，也是唯一政党国民党的领袖。中国政府把首都迁到日本人所达不到的位于内地山区的重庆。它把军官们送到欧洲去受训，并试着进行游击战争——只是共产党人才有能力去从事这种战争。毛泽东曾把它的原则总结成四句韵文：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事实上，中国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人曾钻了中国内部不和而表面上统一的空子。他们制造了有名无实的独立政权——满洲国，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由蒋介石的朋友、投日的汪精卫领导。日本人还招募了雇佣军，使用了恐怖手段，中国人把它称为“三光”政策——烧光、杀光和抢光。
这杆，中国便损失了很多人和大部分它赖以抽丁和抽税的领土。这一严峻的考验使政府瓦解，并造成了贪污腐化及无政府状态。光靠自己，中国是无力赶走日本人的；它不得不从国外运进武器和必要的教官，而这些只有依靠滇越铁路并辅以穿过高山峻岭的滇缅公路运来。从日本方面看，它正在陷入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之中，使它无法去开发它所占领的这个国家的那部分地区。日本赤裸裸的野心，已使所有在中国拥有权益的列强感到关切。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将造成了一种有利于日本的新局势。
蒋介石得到英国和法国经由印度支那的援助。美国由于不承认以任何形式独占中国的原则，主张“利益均沾”，因而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主要向苏联寻求支持。
1936年，日本参加了以反苏为目的的反共产国际公约。正如驻罗马的日本大使所称，协定中可能包含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德日两国保证不与苏联签订任何互不侵犯条约。无论如何，德苏条约的签订，已被东京认为是违背了一项诺言。但是在日本对柏林的抗议受到拒绝后，它很快便冷静下来，并从这件事中得出现实的结论：由于苏联力量强大，现在还是同它相安无事为好——1938年西伯利亚边界上那次不宣而战，对这一点已是一个警告 [ 译者注：日本帝国主义曾于1938年进犯苏蒙领土，在哈桑湖地区遭到惨败。 ] 。因此，日本便立即向苏联提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蒙古与满洲国之间的边界纠纷。它甚至考虑过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如果后者停止援助蒋介石的话。德国曾建议居间调解，以帮助这一友好关系的建立。
对日本来说，这表示它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个改变，也是对未来方针的一种暗示。法国的迅速战败和英国被迫得动弹不了，更确认了这一点。日本突然发现它自己在东南亚可以为所欲为了，当时那里唯一可以认真同它抗衡的只有美国。1940年9月4日，在一次四位主要大臣的会议上商定，日本“新秩序”的领土范围(即日本在远东自封负有使命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和满洲国，也包括了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太平洋群岛以及印度。西伯利亚早先已经包括进去了，不再列入此单。从7月以来，大本营即一再强调说，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可能必须同英美一战。
作为开头，可能要切断蒋介石从法属滇越铁路得到的补给。于是日本就向维希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由于维希政府认识到，没有美国的帮助，它不可能进行什么抵抗，而美国的帮助又不是很快就能得到的，所以它就接受了这个通牒。结果，印支的作战基地、机场及海防港口都拱手让给了日本，尽管这是在日军使出恫吓手段之后——9月，驻粤日军向谅山的法军进攻，后经天皇下达紧急诏令才停止了这一进攻。
但是，在这番成功之后，日本便采取了观望政策。它在权衡两种途径的利弊：一种是天皇，外交人员、实业家以及海军部分人员(他们担心一旦同美国冲突，燃料油将不敷应用)所主张的慎重而和平的推进；另一种则是搞一次突然袭击，而由于各种条件异常有利，目前看来这是可能做到的。陆军认为它是无敌于天下的，力主马上采取上述行动，并在内阁中得到陆军大臣东条大将的热烈支持。首相近卫文麿公爵竭力想既满足军方而又不致公开宣战。但军界领袖们已完全下定决心，为了国家的最大利益，按自己的主张行事。
1940年9月三国条约的签订，进一步确立了日本政策中的反美倾向。通过这一条约，日本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同意和支持，在它们瓜分世界的计划中，许诺给日本以大片土地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940年10月，一个日本代表团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谋求解决锡、原油和橡胶的供应问题，但感到要得到这些东西是困难的。
德国急于想从它与日本所签订的协定中获得好处，它利用日本在亚洲取代英联邦这一点作为威胁，以为或许可以诱使英国结束战争。同时这一威胁也表现出战争可能要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所以它希望促使美国不要放弃中立。于是，德国便鼓励日本集中精力对付最弱的对手——英联邦。1941年2月，里宾特洛甫对日本大使小岛说：“第三帝国和日本是在同一条船上，德国的失败同样将意味着日本帝国雄图的破灭。为了日本的利益着想，看来它应该在战争进行期间，就确保取得它想在和约签订时所谋求的地位。”
这一呼吁并没有被当作耳边风。1947年1月，日本参谋本部便研究如何进攻新加坡的问题。然而德日协议的签订并不等于两国之间完全没有猜疑和保留。一个有色人种的无限扩张，在纳粹的种族主义专家心目中是并不会引起很大愉快的。当日本要求在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完全自由行事时，德国却表示希望说，现状应该加以保持。德国驻东京大使甚至把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描述为“背信行为”。里宾特洛甫要求“保留这块太平洋列强争夺的骨头”。
日本驻柏林大使来栖和一位日本将军曾陪同一位中国外交人员，两次要求第三帝国出面调停，解决“中国事件”。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也支持这一意见。他认为，可以在亚洲形成一个日本、中国和苏联的和平集团。这样将迫使美国在亚洲严密提防，从而减少它在欧洲行动的自由。但是德国拒绝在中日两国间进行调停。
德国或许是担心，一旦日本摆脱了它在中国捅的马蜂窝，就会发动对美国的战争，最后必然会求助于德国。总之，情形很可能是：日本从它的盟国那里得不到热烈的支持，使它更加坚定地要凭自己的力量，单独去执行自己的政策。既然没有能够同中国媾和，那末在从事任何其他冒险行动以前，日本就需要苏联保持中立，以免有后顾之忧。由于斯大林也有同样的顾虑，所以当松冈洋右在1941年4月到莫斯科作简短访问期间，二人便签订了协议。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令人惊讶的，但它却是合乎逻辑地来源于双方的眼前利益，而且同德苏条约也不是毫无关系的。
协议证实日本已经决定向南海扩张。这就使日美进一步直接对峙，并使日本甘冒引起一场冲突的风险。从美国人方面来说，他们又是怎样考虑自己在太平洋的政策以及对日关系呢？
美国人一直关怀地注视着日本接管满洲。他们曾谴责日本违背条约，并且拒不承认满洲国。然而，他们谨慎地避免做出任何姿态，使他们易于陷入一场他们未加准备的冲突。美国商人们急于想和他们的日本买主及供应者保持友好关系。1939年以前，美国陆军实力还不强大，只考虑保卫美洲大陆，至多想到要保卫菲律宾群岛。海军虽然装备较好，还要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且不想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就采取一种特别忍耐和慎重的政策。尽管美国在中国所拥有的一切利益(投资、学校、医院及教会)都因中日战争而受到危害，它却只限于提出正式的抗议，并敦促自己的侨民离开中国。美国总统甚至告诫美国公民，谁要是往中国运送武器，一切风险由自己承担。美国还拒绝发护照给应聘去中国担任教官的美国飞行员。
罗斯福把来自日本的威胁和来自德国的危险看得同样严重。美国驻东京大使格鲁建议采取强硬路线以威胁日本，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与日本作武力上的较量。蒋介石政府在美国是颇得人心的，这是它在美国花了足够的钱来换取的。蒋本人被认为是一个美国式的民主派，他妻子的家庭宋氏及其妻子本人，在美国各界拥有很多朋友。总而言之，要在美国人中间激起亲华反日的情绪是很容易的——赛珍珠的小说所获得的成功，就说明这种情绪的狂热程度。总之，这比唤起美国人亲法反德要来得容易些。但是罗斯福很了解自己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职责，他拒绝在欧洲和亚洲二者之间作出任何不成熟的或急躁的抉择。
因此，当丘吉尔在1940年7月和9月要求美国派军舰到新加坡去，他不予置理；同样，当蒋介石呼吁援助，或是荷属东印度当局建议举行一次会谈来共同保卫群岛，他也置之不理。维希政府在接到日本对印度支那提出的最后通牒时找美国磋商，也同样没有成功。
罗斯福确信，日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在尽量延迟它，以便迎战时自己的地位更加有利。他对日本采取了有限而谨慎的报复措施，目的在于使日本人确信美国的态度是坚定的。驻粤日军侵入印度支那后，美国就对日本工业上必不可少的货物加以部分禁运，先从钢和废铁开始，禁运货物的单子逐渐变长，最后一张王牌就是石油。同时，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巨额贷款，并于1941年5月准许中国参加租借法案俱乐部。
然而，总统首先想补救英国的困难，所以在采取这方面的行动时受到了约束。1941年1月，他与英国首相达成了一项协议说，如果美国参战，德国将是头号敌人，其次才是日本。这项协议并没有向美国公众公开；即便美国公众对新加坡并不注意，他们对马尼拉还是关心的。但这一协议并没有使海军放松对太平洋的警惕，尽管它的确迫使罗斯福在处理对日本关系上更温和一些。
1941年4月9月，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通知日本新任驻美大使说，保持两国友好关系的条件是：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在殖民扩张事务中实行权利均等及“门户开放”原则：不干涉他国事务；保持太平洋现状。这并不是很和解的态度，但也没有以关系破裂相威胁，而且使外交解决的门仍半开着。此外，这些原则仅适用于未来，并没有提到过去，这就意味着对满洲国的默认。科德尔·赫尔最后说：“如果日本政府接受这些原则，便可以在这基础上重开谈判。”
近卫公爵的观点是接受这些提议并开始谈判。他认为“中国事件”只能通过与美国达成协议才能解决，任何凭借武力的南进将会遇到巨大的危险。如果谈判成功，日本将可以和平地补充大批原料贮备。但是日本的外务相松冈和陆军大臣东条与首相的观点不同，而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仅向美国表示可以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美国考虑这项提议并不适当，便拒绝了。
双方态度日益强硬。然而，6月21日，美国人又前进了一步，他们说，倘若中国问题能够得到令双方满意的解决，两国即可恢复正常的贸易。
德国进攻苏联的同一天，日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德国又一次既未与日本磋商，甚至也未通知日本就采取了行动。几个月前它还劝说日本不要进攻苏联，如今它却又要求日本也发动一场反苏战争了！日苏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虽然墨迹未干，松冈却为轻取西伯利亚的前景所诱惑而跃跃欲试。但是日本人从西伯利亚并不能得到他们所寻求的原料和商品市场。陆军指出，只要能找到适当地点，目前倒是一个对英美苏下手的大好机会。因为英国已处于绝境，苏联目前的境况也不妙，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它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并获得了通过。日本即将用武力向南海扩张。
这时，日美之间的谈判便开始了。很难说双方是否有诚意，也许目的只是为了蒙蔽对方，借以拖延时间。双方可能因种种误会而弄得情况错综复杂，美国历史学家布托对此作出如下分析：由于野村海军大将对英语生疏和无知，他到五月还没有向本国政府报告美国在四月提出的建议。一些非正式的秘密使节介入进来，使得日本以为谈判已经开始，美国准备采取和解的态度，而实际上美国是有条件的，即在实际谈判开始之前，必须先就原则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有一点是肯定的：双方都想以强硬的态度影响对方，并且都认为说服对方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高压政策。然而，华盛顿不是有人说近卫公爵屋里有一张罗斯福的照片吗？
但是，近卫摆脱了令人讨厌的松冈以后，日本对立各派就在1941年7月达成了某种妥协，决定作为对天皇、近卫和海军的让步，谈判将继续进行；但是与此同时，必须采取某些预防措施，以便谈判万一破裂时处于有利地位。陆军将军们并没有忽略去利用这一点。由于战场上的陆军往往倾向于用主动行动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所以他们的看法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野村海军大将在去华盛顿以前，认为不得不先到日本驻朝鲜和中国的司令部去走一趟。但是，1941年7月东京下令派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南部。这次维希政府很快便屈服了，因为压力来自德国，它正急于要日本踏上战争之路。此外，日本在唆使暹罗人对柬埔寨提出部分领土要求以后，坚持居中当调解人，以确保暹罗人获得那一部分土地，从而使自己得到暹罗的欢心，尽管暹罗舰队事实上曾被印度支那的一小支法国海军所击溃。事情很清楚，这一新步骤的目的不仅针对马来亚和新加坡，而且可能还针对着缅甸。
在谈判中间出现了这么一件事，使得美国人不再信任日本人，而当美国谍报机关破译了东京打给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密码电报以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于是，萨姆纳·韦尔斯就告诉野村说，“这种行动与目前讨论的精神相违背，并将使任何进一步的谈判成为毫无意义的事。”几天之后，罗斯福采取了过去从未考虑过的最严重步骤：他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实际上对石油施行禁运。同时，麦克阿瑟被任命为一个新战区(远东战区)的司令官。这个战区的建立和麦克阿瑟的任命，看来不会是由和平思想所引起来的。日本口是心非的暴露，看来已使罗斯福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刚刚向野村建议印度支那应宣布保持中立，便获悉日本军队在维希政府的同意下已经进驻印支。他在上述三方面所作出的决定，使情况恶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特别是，日本领导人确信冻结资产就等于对日本实行封锁，将使日本经济在两年之内陷于崩溃。因此，必须刻不容缓地作出决定：是战还是和？
然而，对于德国提出攻打符拉迪沃斯托克 [ 译者注：即海参崴，下同。 ] 的建议还是被日本内阁否决了。近卫公爵获准对日美谈判再做一次努力。他想要求亲自与罗斯福会晤。东条大将只是在一个条件下才同意这次会晤，即倘若由于“美国总统无法理解日本的意图”而使两国间爆发战争，这次会晤不至成为开战的障碍。而且为了避免“经济窒息”，必须加速步伐。9月5日，日本内阁采取了一些极其重大的决定：到10月底它将处于备战状态，而且如果到那时它还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就将作出“准备战争的决定”。天皇对此表现得有点勉强，但也只得听信陆军所说三个月内便能征服太平洋的话。
从这时起，就一方面在华盛顿进行假谈判，一方面进行真备战，而且对日方代表野村和来栖都秘而不宣。来栖是特地派去协助野村的，他们两人还竭力想把谈判继续下去，以期获得圆满的结局。但是，他们受命向美国提出的建议都是毫不妥协的，难于被接受。比如：不许美国干涉中国事务；由英国关闭“滇缅公路”；不得再援助蒋介石；保证不对日本采取敌对行动；同意向日本输出“必要的原料”；美国支持“日本与荷属东印度之间建立进一步的经济联系”。总之，日本要求美国承认它在太平洋的霸权，而对于这些巨大的要求，日本却不作出任何让步来回报。至于造成局势不断紧张的印度支那问题，日方“只有在远东确立起公正和平以后”，才能从那里撤出。
日本人是不是这样以为，当美国人看到德国在苏联取得重大胜利时，他们会在亚洲表现得较为和解呢？倘若他们这样想过，那就大错特错了。科德尔·赫尔的答复仅仅回顾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坚持的那些基本原则”。事情很清楚，在这样一个答复以后，罗斯福这时已不会同意与近卫会晤，而在此期间，秋季最后的期限正在临近。然而近卫仍然公开表示他赞成继续谈判，于是他得到了东条明确的最后通牒：“只有另外组阁才能做出所需要的决定。”这时，好象是不谋而合似的，有人企图暗杀近卫，于是他就辞职了。10月18日，东条大将出面组阁。在他的十四名阁员中，有七名是陆军大将或海军大将。海军大将东乡 [ 译者注：原书为Tojo(东条)，疑为Togo(东乡)之误。 ] 当了外务大臣，里宾特洛甫敦促日本人要果断坚定；但日本并不需要人敦促。
11月3日，东条得到保证说，一旦同美国开战，德国将追随日本之后，便把“日本的最后建议”电告野村。同时，第一号行动密令便立即于11月5日下达海军，指示一旦两国开战，必须立即摧毁美国远东舰队。这样，野村提出的日本撤出印度支那南部以换取美国解冻日本资产的建议又有什么意义呢？科德尔·赫尔答复说，无论如何，美国希望得到保证，“日本将采用不是别有用心的和平方法，并将放弃它的好战方针”。这一直率的拒绝与日本的虚伪是针锋相对的。
谈判即将破裂。罗斯福征询他的军事领袖们的意见。美国陆海军联席委员会以及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海军上将都主张继续谈判，以争取几个月的时间，但同时提醒他，德国是应该打垮的主要敌人，其实罗斯福个人对这一点是充分了解的。这位总统也许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战争是无可避免了，然而必须尽力使日方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他很可能认为，他曾想使美国公众确信目前的战争是他们自己的战争，但他们至今仍不太愿意相信；如果美国公众知道日本是他们的头号敌人，他们就会对参战更为积极。总之，从11月22日到26日之间，他的态度变得强硬了，他似乎也意识到这种强硬态度很可能会导致日本的突然袭击。而日方呢，虽然东条陆军大将通过野村海军大将用最后通牒形式表达了日方的最后建议，起初限期是11月25日，后又延缓到11月29日，但东条并没有等待美国答复，使命令山本海军大将进入临战状态。
很难设想双方会轻易地接受谈判破裂的责任。11月26日，科德尔·赫尔把答复交给了野村。当时他完全知道已经超过最后通牒的期限了。赫尔在他的回忆中幽默地写道：“悬在我们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剑是装在一座闹钟上的。” [ 译者注：达摩克里斯剑原是系在一根马尾上的，此处说装在一座闹钟上，意思就是这把剑落下的日子经确定了。 ] 同一天，东条已经认为谈判不能继续下去了，而野村却以为最后通牒又确定了11月29日的新期限。日方代表始终蒙在鼓里，直到12月7日才得知谈判已告破裂。天皇强烈反对事先不给对方警告就进攻。但是，日方作为宣战书于12月8日在华盛顿递交一份备忘录的时候，日本舰队已开始行动了。英国则没有接到任何宣布开始敌对行动的文件，就在马来亚遭受袭击。
双方似乎都愿意开战，每方要末非打不可，要末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但是日本的军事领袖们自己选择了时间和地点，使他们从突然袭击中得到极大的好处。至于罗斯福，他终于达到了他一直寻求的激发美国人正义感的目的。但是取得这一点的代价却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美国驻珍珠港舰队遭到毁灭。日本的伙伴希特勒，和他们的共同敌人一样，事先也未被告知这项决定。因此，德国元首在发动战争以后，本来决意在同一时间里仅在一条战线上作战，而从此却把自己的人民投入一场与世界上三个最强大的
用舰载飞机去袭击驻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美国舰队，这个主意是山本海军大将想出来的。1941年他统率着享有日本最高指挥权的“联合舰队”，他的建议在获得批准时遇到很大困难。其实，日本最初的计划是准备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去攻占那些原料丰富的地区——海军特别垂涎于非常缺乏的石油。他们所掌握的手段不足以朝两个方向和为了不同的(更不用说是相反的)目标而发动主攻。
此外，海军军令部及其军令部部长永野海军大将认为，以巨大军力去袭击珍珠港，似乎是一种极其冒险的作战行动。它的确意味着把所有的大型航空母舰孤注一掷。倘若失败了，就会是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或更简单地说，美国舰队也可能出海航行去了，那末由于漫长的远征而扑了空，结果只会贻误了热切渴望的丰硕战果。而且要想获得成功，也还需要做到完全的突然袭击。但谁又能保证日本舰队在必须驶过的二千八百英里航程中不被侦察到呢？
在山本海军大将看来，只要美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战斗舰队，便对新的日本帝国构成一个可怕的威胁。因此有必要一下手就先使之不能再起危害作用。这样就能争取到时间，在美国舰队修复或重建以前，加强整个日本列岛的防御圈。山本海军大将还威胁说，如果这些论点不被采纳，他便要辞职。
他的固执态度收到了效果。1941年10月，海军部突然采纳了他的计划。据了解，美国海军在演习期间，一般总是在星期五停泊珍珠港，接着星期一再出航。因此，这次偷袭定于十二月七日(日本时间是十二月八日)，星期日。海军部保守了秘密。因为既然已经决定开战，作战计划便是他们自己的事了。很可能在采取决定以前连东条首相也没有得到全部汇报。天皇、其他大臣、陆军将领以及日本人民就象美国人一样，是在偷袭事件发生以后才知道的。
这次袭击还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它的成功取决于空投鱼雷的使用，但是珍珠港锚地的水位低，鱼雷如果碰到海底就会爆炸。直到1941年10月，才设计出一种办法，借助于一种特殊的副翼，使空投鱼雷能够稳定。另一方面，所有参战的舰只都需要行驶一段极长的航程，比某些航空母舰和大部分驱逐舰的航程还要长。于是就决定舰只出航途中，在最接近目标地区的海上加油；而且各舰只均携带作为压舱货的装满燃油的容器，以便返航时使用自备的燃油。这种办法的一个主要障碍，在几经讨论和公文往返之后才获解决，这就是海军条例中有一项规定，禁止把舱底作为货舱来使用。
由于美国舰只经常成双成对地停泊在珍珠港锚地，日军除使用鱼雷之外，再辅以俯冲轰炸，看来是聪明的。但是日本缺乏重型炸弹，因此他们便不得不临时用改装的穿甲弹凑合一下。这一切准备都在临战前最后一分钟才完成。
此外，参战的航空母舰缺乏飞行人员，只有把留在日本的飞行员调来，才能达到舰上的定员人数，这些问题一经解决，舰队只剩下一个月的训练时间了。他们在九州南端颇似珍珠港锚地的一片水域中，以尽可能好的条件加以训练。鱼雷飞机的进攻技术、飞行的高度及航速，都是最精心地计算出的。
于是，在这一场不无风险的尝试中，日本人便调动了一支空前强大的战斗舰队，由四艘战列舰、两艘重巡洋舰、六艘航空母舰和十艘驱逐舰组成。他们还派遣了二十二艘远程潜艇和五艘袖珍潜艇先行。袖珍潜艇装有按比例缩小的负雷，各由一人操纵，这样尽管敌方设有反潜艇网，也能渗入外港。为了避免额外负担及耽误护航，也为了不削弱准备进攻菲律宾和马来亚的远征军，日军决定不使用登陆部队。因此，珍珠港这一军事行动，如果说在执行的细节上是复杂的，但在想法上却十分简单。它只不过是用飞机和战舰对预先选择好的目标进行一场持续几小时的轰炸。一旦行动完成，进攻者便撤退。这是一场袭击，但规模是巨大的，而且只有最后证明它具有决定性，它才有价值。总之，它是一场赌博。
美国的防御又如何呢？珍珠港距檀香山约十英里，是位于一道狭窄海峡内的停泊场。由于其深度刚够停泊大型舰只，所以它们都一起系在最适当的地点。峡面约两英里长，四分之一英里宽，空间如此之小，以致舰只的任何调动都会发生撞船事件。倘若在峡弯里沉下一艘大型舰只，就会使拥挤的海港成为一个陷阱。反潜侦察设施、仓库、火药库、机场、码头、修配车间及油库统统没有加以伪装。从周围的小山顶上，外港可以一览无余，任何东西都逃不脱仔细的观察员的眼睛；而岛上的十万日本居民中，并不缺少那类的观察员。因此，山本海军大将的分舰队极为精确地了解到敌方的防御情况。根据观察员用密码发来的无线电报，山本事先了解到美国既未设空中气球阻塞网，也未设任何反鱼雷网。不那么愉快的消息是，原来预料停泊在珍珠港内的三艘航空母舰已经离港。但是进攻者了解到，每个星期日七点钟，雷达小组总要离开岗位，没有人接班。袭击便正好安排在那个时刻。
袭击完全出其不意，因而大获全胜。港内八艘美国战列舰中，七艘沉没，一艘被击伤；其他十艘舰只也全部损失。瓦胡岛上的二百九十四架飞机中，有一百八十八架被击毁，一百五十九架被击伤。美国死伤人数总共三千五百八十一人，其中二千百零三人丧命。日本飞机两次旋风式的袭击，既消灭了美国在珍珠港的防御，又消灭了美国在太平洋水面舰队的主要舰只，而自己仅有二十九架飞机被击落。在两小时内，太平洋海军优势便落入日本之手。
美国公众对这一严重灾难始而感到目瞪口呆，继而使愤怒起来。战后，罗靳福的政敌曾利用这一事件来辱没他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随后进行的大规模的调查也揭露出他难以置信的无能。首先，发现理查森海军上将曾屡次地提出警告，反对把舰队挤在珍珠港内，并建议驶回美国太平洋海岸。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他的那些急于想恐吓一下日本的上级军官的反对。罗斯福决定拒绝理查森海军上将的忠告。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不听信内行的忠告，要舰队不是为了军事上的而是外交上的原因留在珍珠港内，那为什么又不把舰队保护好呢？战后由西奥博尔德海军上将担任了检察官一职。他使大家注意到日本准备空袭海港的许多迹象。特别是，当时已经知道日本驻檀香山领事每星期两次向东京报告舰只动向。12月7日，还有一艘日本袖珍潜艇在海峡内被击沉。应不应该归咎当时在场的海陆军当局呢？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指出，关于局势的严重性他们当然是不断得到通知的，但是从未接到一场袭击即将到来的警告，因而没有能够进行准备。最后是由于两个雷达兵留在雷达站的时间比平时长些，所以才在最后一分钟发现了情况，但为时已经太晚了。
责任(如果说存在着责任问题的话)因而要由高层领导人来负。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在受到调查委员会讯问时说，虽然他们的确怀疑到日本即将发动一场进攻，但他们确信，它一定是进攻菲律宾。因此，他们只是在11月27日给负责防御珍珠港的人下达警戒警报，以便避免向日本人透露，由于日本的外交(不是海军)密码被破译，美国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意图。这一切都表明，美国人方面极其严重地缺乏准备和过分的乐观。
可不可以进一步设想，这是罗斯福总统有意地让日本人自由行动，以便激起美国公众舆论的觉醒呢？总而言之，他也许曾巧妙地惹怒了那些当时仅仅跑得过了头的日本人。战后美国孤立主义的高涨，使共和党人强加给其对手民主党人的这些路线受到更加猛烈的攻击，他们以这位已故总统所提供的棍棒，痛击了他的继承者。尽管罗斯福无疑曾极巧妙地创立了一种与中立不相容的行动方式，首先是反对德国，而又不公开宣战，以留待美国潜在的敌人去承担采取最后步骤的责任，但这也不能证明他曾认为有必要把美国舰队暴露于这样的危险之中，以便给日本人设下圈套。正如M．拉特雷耶曾写过的：“自从政治家寻求防止战争爆发的手段以来，谁也不知道究竟是顽固地追求妥协好呢，还是炫耀不动摇的决心好。前者可能被认为是软弱；而后者又可能变成了蛮干。”
珍珠港遭受袭击的确造成了无法估计的后果。但从长远看来，军事上的后果并不如所担心的那样严重。莫里逊曾指出，三艘美国航空母舰的离港以及幸而造船厂未遭摧毁，仍给美国人留下最有效的反击手段和弥补损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次袭击显示出日本人机敏、大胆和英勇的非凡品质。但它的成功没有完全掩盖住日本海军所固有的相对弱点，就是在这样一次单独的军事行动中，日本就几乎不得不调动了它的全部海军力量。
在美国方面，这一侵略行动听激起的公众舆论比丢掉菲津宾要强烈得多。“美国第一”委员会突然地停止了活动。借助于种族主义的情绪，反对怯懦而伪善的日本鬼，比反对德国佬更易于彻底地达到举国一致。罗斯福总统宣布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象纳粹分子所发动的那种现代战争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我们并不想参加进去。然而现在我们已经参战了，我们就将全力以赴地去战斗。”美国国民完全支持他。
这样，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便开始了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的过程。罗斯福总统以他对世界局势深刻的洞察，对自己同胞准确无误的了解，以及他那挑选恰当手段和论据的卓绝才干，成功地领导着美利坚合众国完全朝着他所要他们前进的方向走去。美国是在并没有预定目标的情况下参战的，它没有领土上的要求，没有为了历史上的败仗而要雪耻，也没有宿敌要去摧毁。它当然是为了保卫本国的长期利益而战的，但它首先是为了社会的某种信念、自由、国际法和道德而战。它最初阶段的惨痛失败，并没有转移它的主要目标，即打败德国。对战争的这一观点，加上缺乏经验和准备不足，致使美国在日美战争中连遭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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